登    录

第三方登录

和讯西南房产

QQ登录

加速新兴产业培育,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019-12-30 11:03:23 来源:焦点房地产网

产业随经济发展水平“梯度转移”,是全球产业格局演变的一般规律。近年来,我国部分产业向东南亚转移产能,全球价值链重构,就是这种规律的体现。

当前产业迁移的规模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对我国经济会有哪些短期和中长期的影响?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产业迁移现象进行系统梳理。

第四轮产业迁移浪潮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全球已经历三轮完整的产业大迁移。当先导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外迁明显加速,就催生数轮全球大规模产业迁移浪潮。

总体来看,全球产业迁移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从区域来看,产业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梯度转移”;从产业类型来看,产业转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然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流程也转移。

相对于国内封闭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国际产业转移使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率迅速提高。伴随一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至更高阶段,产业转出的结构也有所变迁。以韩国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率先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迁至中国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韩国产业结构高端化,产业转移的内容也发生一定变化。这一阶段,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下游产业陆续向中国转移,如电子产品的加工组装、非核心技术的工序和零部件的生产环节等。

近年来,伴随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1995-2015年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10倍,同期印度仅上涨1.4倍。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虽仍低于发达经济体,但已经是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数倍之多。此外,我国人口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11年起开始下滑、绝对数量从2015年开始减少,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要素优势。

2012年以来,以纺织、制鞋等为代表的部分低附加值制造业,从我国向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地区快速转移,开启全球第四轮产业大迁移。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快速增长,从2008年的17.66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95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也从3.2%上升至18.6%。其中,以纺织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向越南、缅甸、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转移。与此同时,部分全球布局的外资企业也在重新调整生产布局。

当前的产业迁移也受到了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2018年起,我国对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投资高速增长,产业外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加速迹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是我国对东南亚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去向。2018年中以来,我国对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的直接投资均出现爆发式增长;2019年起,对越南投资也出现快速增长。一方面,这类国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相对较低,有助于从成本端缓解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竞争优势的削弱;另一方面,这类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加大了对外商投资吸引力。

结构特征显著:以低端环节为主

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产业外迁结构与以往有所不同:2018年以来,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迁移,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领域。以越南为例,2018年前,上市公司在越南投资多为纺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2018年起,对外投资加速的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和机械制造业等行业。此外,从代表性城市数据也可以看到电子产业外迁的现象,例如深圳市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72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产业外迁的新领域。

2018年以来,电子零部件等中间品为美国重点加征关税领域,一些电子制造业外迁动机较强,或与美国加征关税对部分商品出口影响逐步显现有关。美国对华34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征税涉及金额最高的前10大产品,9个是电子、机械零部件类产品;16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前10大产品,有8个是电子和机械零部件类产品;2000亿美元清单中,计算机中央处理器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中的电子零部件,也是征税重点。我国电子制造业对出口依赖度较高,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占营收比重高达50%。

但总体来看,电子产业外迁以加工环节为主,附加值较低。2018年以来,公开宣布外迁部分中国大陆产能、调整产能布局的电子制造企业,多数是从事电子零部件的加工生产和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例如,鸿海富士康、仁宝等代工厂,在越南建立组装等代工生产线;国光电器在越南设立子公司,建立音响生产线;和而泰在越南设立制造基地,生产家庭用品智能控制器。

分企业类型看,外资企业较内资更为敏感,调整产能布局的行为相对较快,与其服务于美国市场比例较高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出口比重高达4成左右,在我国对美国出口零部件等电子产品中占比可能更高。我国对美出口TOP 50企业中,25家为台资企业,远高于大陆企业数量(14家)。结合不同类型外资企业调查结果来看,美资企业和台资企业服务于美国市场的比例高于欧盟和日本的企业,它们受贸易争端影响相对较大、产业外迁意愿也相对较为强烈。

而内资企业迁移综合考量成本、技术和市场等因素,迁移行为更为理性。2018年以来,在越南加速建厂或扩大产能的中国电子类上市公司,较多是随终端国际客户而转移的上游电子配件生产企业。此外,部分内资半导体企业在马来西亚、手机制造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增加,亦并非单纯成本导向,而是考虑技术、市场等综合因素。例如,通富微电、华天科技等半导体厂商宣布并购马来西亚的封测厂,在对冲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同时,获得先进封装技术并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是重要考量。丘钛科技等智能手机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厂商,选择在印度建厂,则是看重当地快速扩大的智能手机市场。

短期内影响有限,中长期应着眼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当前产业迁移加速,更多是结构性、局部性现象,以部分电子零部件加工生产企业为主,总量层面尚未出现大规模外迁现象,影响较为有限,对我国经济总体影响可控。201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总投资增长减慢,同样表明我国产业外迁并未出现总量层面的加速特征。

从承接国视角来看,东南亚五国工业生产不足我国两成,单个国家投资仅相当于我国一个省份,短期承接能力有限。这意味着,我国产业迁移或出现阶段性加速的现象,但在较长时间内,大规模迁移都不太可能发生。

从中长期来看,伴随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部分产业迁移或将继续演绎,并且,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标准化生产流程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符合国际产业迁移的一般规律。

目前我国机械和电子产业的部分生产环节已经发展较为成熟,具备一定的转移基础。2010年前后,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已经逐步削弱,而伴随我国工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电机、机械等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的产品,竞争优势逐步显现。例如,金属、机械、电器以及化学品和塑料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明显增多,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沿着复杂度更高的路径不断演进。这一背景下,下一阶段,我国可能将较为成熟的标准化零部件生产环节转出,为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腾出空间。

从政策的角度看,应在有序转出本国低附加值产业的同时,引导技术和创新驱动型产业顺利向中高端转型升级。这是强化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所在。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升、高能耗产业导致的环境问题凸显,日本先后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和高能耗行业向周边东南亚国家转移,将电子工业、信息工业、航空、原子能等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制定为国家的主导产业,加速推进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这一阶段,日本率先研制出全集成电路、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并在家用电器工艺技术上取得巨大突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随着政策引导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日本精密仪器等高技术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

对我国而言,密切关注产业迁移影响的同时,政策合理搭配、制造业加速向高端迈进,才是经济突围的真正道路。中低端产业外迁,有助于释放要素和金融资源,为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腾出空间。与此同时,国内新兴产业的加速培育和崛起,才能真正实现“腾笼换鸟”,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潜力。近年来,在国内产业、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下,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和投资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产品产量高增。但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半导体、系统软件、航空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未来一段时间,加速新兴产业培育,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才是中国经济应该选择的道路。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